广西壮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土著民族。在远古时代，广西大地山岭绵延，洞穴众多，丛林莽莽，兽类出没；江河湖海，盛产鱼虾。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资源，为最初的人类居住和生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据考古学家的考古发现，早在几十万年至一万多年前，广西大地上就有古人类的广泛活动。今壮族聚居的右江河谷地带，已发现多处六七十万年前古人类活动留下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不少文化遗物。五万至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桂中、桂南、桂西的广大地区，已发现人类化石13处，文化遗址、遗物分布点100多处。如桂中的“柳江人”、“麒麟山人”、“白莲洞人”、“九头山人”、“都乐人”、“甘前人”，桂北的“宝积山人”、“荔浦人”，桂南的 “灵山人”，桂西的“干淹人”、“九楞山人”、“隆林人”、“定模洞人”等，都以发现地点名称来命名。
与这些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一同出土的有长臂猿、熊、大熊猫、豪猪、剑齿象貘、鹿、狼、虎、野猪、猕猴、河狸、果子狸、牛、羊等数十种动物化石，还有人类制造和使用的打制石器，如钦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这些旧石器反映了他们为了生存而同自然界进行了十分顽强的斗争。这些古人类的体质特征，大体是头部颧骨较大而且前突，鼻骨低而宽，鼻梁稍凹，上门齿呈铲形等，属蒙古人种，与现代壮族人的体质特征相似。
发展到四五千年至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领域更为广阔。广西境内，东起浔江两岸，西至那坡、大新，南自北部湾，北至灌阳、全州，已发现的人类文化遗址有数百处之多。同人类遗骸一同出土的有大量的经过加工的新石器，如有肩石斧、有段石石奔、有肩大石铲等，还有大量的陶器、鱼网坠、骨器和蚌器。石锄、石铲和陶器的制造和使用，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壮族先民已从渔猎生活过渡到稳定的锄耕农业生活。据考古学家研究，广西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同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相比，有着承传的关系。数万年前至几千年前广西人类同现代壮族在体质上的相似特征，有力地说明了他们是广西壮族等土著民族最古老的祖先。
从商、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生活在广西这片土地上的是“百越民族”中的西瓯和骆越部落。他们已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金、石并用的时代。我国古代著名学者顾炎武认为，“憧即旧越人”，可知西瓯和骆越是壮族的古代先民。那时候，中原众诸侯国互相兼并，国家尚未统一，华夏（后来的汉族）民族还没有到达岭南，西瓯和骆越人处于自然发展阶段。他们耕种“骆田”，铸造铜鼓及其他青铜器，开拓广西。公元前214年，秦王朝出兵岭南，统一全国，在岭南设南海、桂林、象三郡，这是岭南有建制之始。但除今属广东的南海郡有郡尉和县令之外，而属今广西的桂林郡和部分属广西的象郡，尚不知郡尉等官吏为何人，所设郡、县是有名无实。秦王朝虽派遣号称“五十万”的军卒、贾人、逋逃者到岭南与百越人杂居，其实这些南来的中原人，只居留于广西桂东北及桂东的一些地方，广西的绝大部分地方还是西瓯、骆越人居住。秦的统一和南来的中原人的影响都是有限的。故在秦亡时南海尉赵佗割据岭南，并桂林、象郡，建立南越王国后，不得不采取 “和集百越”的政策，大量使用越人首领为官，执掌南越国政权。后来汉武帝平南越，桂林监居翁率40万越人投汉，就是例证。汉朝统一岭南，析秦三郡地为九郡，其中苍梧、郁林、合浦等郡在广西，其行政设置较秦代缜密，汉族人到广西的也增多了，影响有所扩大。特别是东汉时马援南征，所到之处，通渠道，修城廓，其部属有的留居于骆越人中，即是史籍记载的“马留人”。在这时期，王朝先后派任延、锡光等为骆越地方郡守，教人耕稼，对壮族先民的社会发展，对开拓广西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说，秦、汉统一后，广西为统一国家的中央政权管治，中原汉人开始到广西与壮族先民西瓯、骆越人杂处，开始了共同开发广西的历程。但中央王朝的势力和汉人的居住地，都局限在桂东北及桂东交通比较便利的治所附近，许多郡下的县仍为虚设，西瓯、骆越和乌浒人仍是广西大地上的主要居民。如东汉郁林太守谷永，招降乌浒人10余万，开设7县，说明壮族先民的人口较汉族多得多，他们仍然是广西的主要的开拓者。
公元六世纪以后的唐、宋时期，居住广西的壮族先民称为俚、僚、土人。同时，瑶、苗等民族开始南迁广西。唐、宋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王朝对广西的统治大为加强。在行政上，唐设岭南西道，宋设广南西路，所辖州县增多，在广西东部州县，直接派遣官吏治理，西部则设羁縻州县，以俚、僚首领为知州、知县，隶属于王朝，并禁止奴婢买卖。在军事上，于各交通重地和边防要塞驻军防守。在经济文化上，鼓励生产，设立学校。这一时期，大批王朝官吏、军卒、商旅、流民从中原各地南来广西，而且开始深入到桂西的一些地方，如宜州、邕州等地，与这里的俚、僚、土等“蛮夷”杂居，以汉族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民。这对开发广西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就当时的人口而言，俚、僚、土等“蛮夷”仍占绝大多数，遍布全广西，仍是广西主要的劳动生产者，王朝鼓励垦荒主要是鼓励当地俚、僚、土人垦荒。而外来的汉族人多是守边的官兵、行政官吏和商人，他们对开发广西和促进广西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较之秦汉时期有更大的作用。但这一时期，中原汉族到广西后，或留或去，尚不稳定。他们把广西的烟瘅气候和艰苦生活视为畏途，官吏任职期满要回去，官军在事平之后也要撤离，商旅人士则更是游移不定，有些留下的和俚、僚等土人生活久了，慢慢也受“同化”，成为“蛮夷”的一部分。也有的“蛮夷”与中原来的汉人生活久了而“汉化”的。故宋以后，壮族地区的许多土官都自以为是汉裔，原由大抵如此，其实多是附会。
明、清时期，广西壮族的名称很多，有俍、憧、士、沙、侬等称谓（明、清时期，壮族被侮辱歧视，写为“獞”，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之初，称为僮，1965年，遵照周总理的倡议，将“僮”改为“壮”），其中以僮、俍、土最为普遍。在广西的人口中，“俍人半之，瑶僮三之，民居二之”，表明僮、瑶等民族仍占广西人口的70%～80%，外来的汉族约占20%，壮、瑶等少数民族依然是广西的主要居民和主要的劳动生产者。特别是广阔的山区，主要由他们去开发。但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广西的统治更强有力，全国各地到广西的汉族，也不是唐、宋时代的游移不定，而是逐步稳定了。他们逐步占有土地，或在交通要道的城镇坐地经商，或从事手工业生产。明、清时代有大规模的屯田，屯田的军士有了土地，于是定居生活，成为稳定的居民，经济和文化逐渐居于支配的地位。这样，对开发广西就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时期，不仅桂东地区，汉族在经济和文化居优势地位，在桂西也已普遍有汉族居住，与土著居民共同开发山区。近代以后，桂东的壮族大部分已同化于汉族中。整个明、清时代，汉族移居广西的人口大增，对广西的开发逐步起主导作用。
总之，唐、宋以前，壮族先民即西瓯、骆越、俚、僚、土人是广西人数最多的居民。他们历史悠久，艰苦劳动，多有发明创造，成为广西最早的和主要的开拓者。随着国家的统一，王朝对广西统治的逐步加强，汉族来广西的逐步增多，到了明、清时期，他们开拓广西才逐渐居于主导地位。